电影《 》拍摄于1977年，公映的时间，大概在1978年5月份左右。因为在当时的电影期刊《人民电影》1978年第6期上，刊发了一篇关于电影《 》的评论，约略可以估摸到这部电影的放映时间不会迟于此。

电影《 》是根据郭澄清的三卷本长篇小说改编的，其实要把三卷本近百万字的篇幅，改编成不到两个小时的电影，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电影《 》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砍削，但这样的删减还是不行，所以，电影《 》在后半部分，就自行为小说安排了一个故事情节，把小说里的智斗日本侵略者、拔掉敌人据点的斗争，用简单化的一场战斗给解决了。

小说《 》在巨大的篇幅里，虽然对当时的抗日斗争作了过度的乐观化的描写，但是仍然能够看到，当时的大刀队，一直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随时面临着突围与反突围的残酷斗争，这也是平原斗争的一个总的特点。在相类似的小说《平原烈火》、《敌后武工队》等平原抗战的小说中，都有很多的章节，表现抗日部队遭受敌人围追堵截、被迫突围、血洒战场的悲烈场景。

在小说《 》里，也多次写到大刀队在敌人的围剿下，四处突围，命悬一线，只不过小说太过神化大刀队的英勇神武，总是在危机四伏、泰山压顶面前化险为夷，有的情节，过分神话，难以置信。

电影《 》基本把这些突围与反突围的情节都给删得差不多了，而且小说里，主导着大刀队斗争的是梁永生的儿子，但电影《 》里，却把梁永生的儿子，一个处理成送到天津去当童工，一个是描写被恶霸烧死，电影里的梁永生，就没有自己亲生骨肉在身边，这样，大刀队展开的对敌斗争，就由梁永生一个人挑起了大梁。这样的改编，也是出于电影的情节必须精练的需要。

梁永生当了八路军之后，被队伍派回家乡，开展抗日斗争，电影里，就是通过梁永生组织打击地主老财试图把粮食送给日军的粮船，完成了电影里的终结一战交待。而这一场斗争的情节设置，在小说里根本没有提及。

可以看出，电影在编剧的时候，不可能把《 》里的分成四个阶段的逐一铲除敌人据点的斗争，一一表现出来，哪怕是表现其中的一个阶段斗争，也不具备改编的操作性，与其这样，不如另外编织一个打击汉奸送粮给日军的战斗情节，来概括大刀队斗争的双重性质。比划一下，以一当十，这应该是电影编剧自作主张给电影另外安排了一个后半段情节的原因。

这也决定了电影《 》的故事情节，不得不因循旧有模式的这种革命题材的电影框架，走了一条四平八稳、大路化的拍摄道路。

比如，电影里的抗捐斗争，如同《红旗谱》里的斗争主线，运河破堤导致的灾民遍野，又雷同于《大河奔流》，而电影里的袭击敌人的运粮船，同样是《大河奔流》里的情节。

电影《 》增加了一个巧合，就是梁永生的养父门大海，有一个兄弟，失散多年，当梁永生投奔革命队伍，在延安窑洞里，意外地见到已经当上了指导员的门大海的弟弟王大江，而这个人物，却是小说原著里不存在的人物。

电影里提到，梁永生的养父门大海，与他的兄弟王大江，他们现在使用的姓“门”与“王”合起来，就是他们过去的姓“闰”。当年，因为遇到地主的迫害，兄弟两人不得不背井离乡，为了逃避追捕，就把一个“闰”姓分成了两个姓“门”与“王”，这是电影里的具有传奇的地方，也是中国传统小说拍案惊奇喜欢的设置，从全球角度来讲，同样符合欧亨利小说笔法的基本信条。

但是在1975年的《 》初版本里，却没有门大爷的兄弟王叔叔被找到这一个情节。

而在2005年的再版本里，却有梁永生巧遇门大海的弟弟王叔叔的情节，小说里的王叔叔名字叫王生和，而不是电影里的王大江。电影里王大江是八路军的指导员，而在小说里的同一个人物名字叫方延彬。

所以，《 》初版本、再版本、电影版在围绕门大爷的兄弟的人物设置上，几乎完全不同，这样的改编，也反映出原来的小说的情节设置比较随意，电影有可以任意改编、剪辑的空间。

而且这里还涉及到《 》原著的版本问题。

1975年版

1975年版与2005年版的《 》，是两个有着较大差距的版本。其实2005年的再版本，反而是一个较早的定稿本，后来作者在初版本的基础上，修改、润饰出版了1975年的初版本。

2005年版

2005年再版的时候，把作者的原稿本拿出来出版了，而之前的修改本，也就是1975年的版本则弃之不用了。

而在2005年版本里，是有梁永生见到门大爷的弟弟的情节的，电影《 》改编依据的1975年的版本里，却没有这一个情节，所以，电影改编者，擅自作主，设定了一个门大爷与王大江兄弟俩团圆的戏。

这也是战争题材作品里都喜欢搞的设定，就是一场战争，总会让睽隔多年的家人、亲人、恋人能够意外的团圆。这种简单的情节设置技巧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没有这种团圆与意外，那么，这种战争戏也难以构建一个情节的戏剧性，无法实现情节循环的内在闭环完整，那么，这样的作品就是一盘散沙的流水帐。

像电影《小花》就是把原著小说《桐柏英雄》里的兄妹相认戏抽了出来，单独构成电影的主线，从而自成体系，反而把小说里的战争主线给推到背景上去了。

电影《 》不得不走了一个“无巧不成书”的路线，把原著小说里并没有写到的门大爷的兄弟重逢，在电影里作为一个主要的情节惊奇表现出来，而且这个惊奇，也太过奇幻化了，门大爷是梁永生的收养人，而门大爷的弟弟王大江又成了梁永生的领路人，这样的概率 ，在现实生活中近乎是零。

电影《 》虽然拍成于1977年，但运作的时间从小说一出版的1975年就已经开始。当时上影厂与山东联合成立了“ ”剧本创作组，两个编剧，均是山东艺术团体的编剧，他们编了一稿又一稿，搞了七八稿才定型，此时文革结束，但电影剧本的总体基调已定，无法再有突破与创新，所以，整个电影还是像文革期间的电影一样，带着一种概念化的味道。

这与同时期的《大河奔流》的定调基本一样。反倒是稍后拍摄的同样是革命题材的《从奴隶到将军》突出了人情味，从而带来了一股新鲜的味道。那以后的电影与文学创作已经属于新时期阶段了。

而电影《 》夹在文革电影与新时期电影之间，总体上来说属于一个过渡阶段，呈现出一种标本意义的影像存在。